寧德時評（李賢斌）28日，晉江市陳埭鎮(zhèn)蘇厝村714名60周歲以上的老人，每人都領到了1000元紅包。發(fā)紅包的，是該村82歲的陳文理老人，一家皮革公司的董事長。原來，他的曾孫周歲生日，他決定不擺酒、謝絕賀儀，把省下的錢用來給老人發(fā)紅包。（9月29日《海峽都市報》）

筆者算了下，這次陳文理發(fā)出去的紅包，逾70萬元。給老人發(fā)紅包，并不是他一時心血來潮，做做樣子，這是他第三次給村里老人發(fā)紅包了。這件事，于他而言，是深思熟慮后的行動。此前兩次，一次是2014年春季，他孫子結婚，簡辦喜事，給村里659位老人每人發(fā)了500元；一次是2015年，陳文理本人八十大壽，沒有大擺宴席，給村里670名老人，每人發(fā)了1000元。陳文理的兒子說得好，以前他們家辦喜事，也大擺過宴席，一二百桌，有些鋪張浪費；后來，父親首先提出不辦或簡辦喜事，把省下的錢給村里老人發(fā)紅包。這一想法，得到全家人的贊同和支持。

在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結婚、做壽、周歲，都是人生的頭等大事。曾幾何時，大操大辦、攀比擺闊之風趨之若鶩，哪怕是家境很一般的家族，似乎也不甘人后，甚至不惜貸款撐場面，要的還不都是一個“面子”問題？所謂“面子比天大”，在農村尤甚。此風長久存在，成為頑疾，自有它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作祟的原因，但富豪的揮霍、比闊，無疑助長了此風的蔓延，像磁鐵般，成為大眾消費觀念受沖擊、價值觀被扭曲的吸附器。什么“最牛婚禮”、“最豪華婚宴”、“史上最?；槎Y車隊”之類的資訊，不時充斥網絡媒體，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并非人人皆想攀比，個個都“闊”得起。這些“撐面子”的事，農村百姓、工薪階層不堪重負、苦不堪言；有些富人、名人，就對此風不以為然，亦有深惡痛絕者。于是，一些先行者以實際行動倡導簡辦紅白喜事。比如2012年，濮存昕嫁女兒時，在北京舉辦婚禮，婚宴上送給一對新人一套滅火器，希望女兒、女婿婚后能夠“消消火”。報道稱，濮存昕的女兒、女婿都“不差錢”。比起動不動就送別墅、豪車、公司股票，濮存昕的“禮物”別出心裁，又寓意深刻。名人身體力行倡導移風易俗，濮存昕顯然帶了一個好頭，得到一片贊許聲。從贊許聲里，也足以說明，反對奢靡之風，倡導文明婚嫁，謝絕攀富比闊，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近些年，隨著中央八項規(guī)定的出臺和落地，倡導勤儉節(jié)約、反對鋪張浪費，是對全體黨員干部的紀律要求，也已成為廣大黨員干部的自覺行動，誰違反了規(guī)定，就要受到批評教育、問責，鋪張浪費之風得到糾正，政策深得人心，百姓拍手稱快。在這樣的環(huán)境氛圍下，有些富人，以“另類”方式花錢，推行善舉，把簡辦喜事省下的錢，用來給老人發(fā)紅包、捐助公益事業(yè)、支持慈善事業(yè)，崇尚尊老敬老的新風尚，體現(xiàn)對弱勢群體的關心，表達對困難群眾的關愛，對于子女、村鄰、身邊人、朋友圈，及至更大范圍的影響；對于一個村、一個鄉(xiāng)鎮(zhèn)、一個縣，及至整個社會的風氣轉變，具有見微知著的教化意義，其正面教育和感召力，如深夜里的皎潔月光，具有穿透人心、直抵靈魂深處的力量。

如果有更多的富豪、名人，加入到這樣的圈子中來，假以時日，漸成風尚，那就是移風易俗從“要我做”到“我要做”之變最有力的助推器，文明新風尚之花開遍城鄉(xiāng)自當可期。如此，則“貧而無諂，富而無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