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歌的鵬程老街

鄭承東

（一）

春天的暖陽慵懶地曬著鵬程街狹長的古巷。就在分鐘咫尺之間，與之相鄰的八一五路正車水馬龍，喧囂繁雜。

鵬程街那如蛇一般逶迤的古巷里，卻靜怡得恍如隔世，“朱橋雀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的古韻仿佛就是為她而踏歌輕吟。位于八一五路之南的鵬程街、西山路一片是蕉城豪族的聚居地。那些聲名顯赫的家族宅院：林厝里、蔡厝里、薛厝里、馬厝里、陳厝里、黃厝里，至今還有20多幢老宅連成一片，營造出了謎宮一般逶迤曲折的胡同穿巷。

二十世紀初的某一天，在寧德城關鵬程街中南里一位富商家里，一位學童在私塾讀書，看見老師又拿起戒尺，向另一學生腦上敲打，他提出抗議，老師對他大聲斥責，這位學童竟把老師的書案掀翻了。

后來，這位學童長大了，依然是這般的火爆子性格。九歲時，他轉到城關第一國民學校，十三歲進入城關第一高等小學讀書，校址就是建于宋嘉祐三年（1058年）的“明倫堂”。十六歲考入霞浦縣省立第三中學，校址在三都島上。因為性格外向，多才多藝，尤其愛唱歌，他就當了文娛委員。1921年，他以優(yōu)異的成績進入北京大學。由于常常資助同學，出手大方，同學們都稱他為“鄭記銀行”。

后來的后來，依然是這般熱情似火，愛打不平的性格主導了他的命運的軌跡。

每年4月，正是江南楝子與槐樹花開的季節(jié)，尤其是漫山的油桐花開，如雪臨凡，滿城飄香。

但1927年的4月的天空卻是充滿了血腥味。

這個月的3日，省城福州全城戒嚴，軍警密布。這天上午10時許，國民黨右派在福州南校場策劃組織了“擁蔣護黨”大會。大會上，反共、反對“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言論甚囂塵上。新編第一軍二師五團一營黨代表方毅威，毅然走上臺前痛斥右派分子，被國民黨右派核心人物林壽昌連甩了兩個耳光，叫人用破布堵住方毅威的嘴，剝?nèi)ボ娧b，背插紙旗，五花大綁押去游街。同日下午，方毅威游街押至南臺萬壽大橋頭，被當眾槍殺，并拋尸閩江。隨后，國民黨右派立即對全省和福州城進行戒嚴，發(fā)出逮捕共產(chǎn)黨、國民黨左派和工農(nóng)革命團體積極分子、負責人的名令。

在此之前，對于國民黨右派發(fā)動政變，共產(chǎn)黨有所察覺，但也只是安排部分同志轉移、撤退。我黨甚而還將參加國民黨的黨、團員名單悉數(shù)交給國民黨福州市黨部備案，致使敵人可以按圖索驥，精準逮捕共產(chǎn)黨人。中共福州地委書記徐琛、余哲貞夫婦等30余名共產(chǎn)黨員相繼被捕，但這消息被嚴密封鎖。

那時的刑場在福州西門外的雞角弄，后來號稱榕城的“雨花臺”。如今，這里已是福州市傳染病醫(yī)院。還有片花壇，鮮花怒放。據(jù)說，這里就是當年的刑場，就在這片花壇下曾經(jīng)挖出了一筐筐的白骨，還有腳鐐、手銬。而那兩棵百年老荔枝樹，郁郁蔥蔥，更是見證了當年槍聲與血腥。

1927年4月27日深夜，從鼓樓到雞角弄的這條路上，就是那位掀翻老師書案的“曾經(jīng)少年”一路高唱《國際歌》和徐琛、余哲貞夫婦等六名戰(zhàn)友一同走向刑場。10多名軍警將他打倒在地，用棉布強塞其口。歌聲在寂靜的夜空里傳得很遠，讓福州的不少百姓第一次聽到了《國際歌》悲壯的旋律。臨刑前，軍警拔出棉布，他仍不停高呼“共產(chǎn)黨萬歲！”“蘇維埃萬歲！”，直至槍響……

徐琛余哲貞夫婦就義前，余哲貞高喊道：“我們結婚還沒有舉行過婚禮，就讓反動派的槍聲作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夫妻倆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子彈穿透了他們的胸膛。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刑場上的婚禮。

而那位“曾經(jīng)少年”犧牲的消息傳到老家——寧德，這位烈士的父親和家人立即趕到雞角弄認領尸體。

那時，執(zhí)行槍決用的都是達姆彈(dumdums)，又俗稱“開花彈”，子彈一射入人的頭部即變形，讓受刑者臉部血肉模糊。在"雨花臺"，父親看到個個烈士已是滿身血污，身形走樣，人臉難辨。

父親用顫抖的手從一位烈士的口袋里找出一方繡著"革命同胞"的手帕，認出這是媳婦為兒子所繡，這才斷定這位烈士就是他的兒子——鄭長璋，時年26歲。

在國民黨右派的瘋狂屠殺下，中共福州地委遭到嚴重破壞，黨員人數(shù)從事變前的150余人銳減至20余人。工農(nóng)革命運動遭到殘酷鎮(zhèn)壓和摧殘，暫時轉入低潮。

鄭長璋的遺骸要偷運回寧德，敵人百般刁難。后在鄉(xiāng)親幫助下，才從海上運回故里。他25歲的嬌妻蔡彩珍將6個月大的女兒藏于床下，才躲過一劫。

女兒鄭啟如的回憶：“當年，我出生出來才六個月，爸爸就要去省城救戰(zhàn)友。聽母親說，臨走前，父親親著我的臉說：‘爸爸會很快回來看你’就轉身離去了。沒想到離開才4天，父親就犧牲了。”

由于鄭長璋犧牲時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寧德縣黨部籌備處主任，他的中共地下黨員秘密身份不為外人所知，解放后，鄭長璋一直未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還原英雄的真實身份，這也成了鄭長璋家人最大的心愿。

（二）

192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李大釗先生帶領學生們，走上京城的街頭，面對勞工，高唱《國際歌》。第一次聽到《國際歌》的勞工們當即要求李大釗先生現(xiàn)場教唱。那一天，京城萬人空巷。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勞工與學生們齊聲高唱《國際歌》，聲如氣浪，憾人心魄……

也是這一年，一位來自東海之濱的富家子弟，他考進了北大政治系預科，成為了李大釗的學生。這位同學熱情、奔放，愛唱歌，在南方小縣城人的性格里，也屬于異類。當他第一次聽聞老師引吭高歌《國際歌》的瞬間，他忽然覺得全身熱血噴涌，頭皮發(fā)麻。從那時起，他愛上了“英特納雄納爾”，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以至于回到寧德，在他的鵬程街故居里，或者就在隔巷的縣黨部——明倫堂里，他的豪放《國際歌》聲，把平時只習慣于輕吟淺唱著古詩詞的街坊、學子或百姓們聽得一驚一乍。這是一個怎樣的熱血青年？在鵬程迷宮般的小巷里，他本應該是吟誦著《雨巷》，撐著油紙傘，去逢著一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而他卻高歌著“英特納雄納爾”的旋律，闊步走在這小巷里，歌聲過處滿是詫異的眼光。

這歌聲吸引著我，去古巷里依稀尋著“英特納雄納爾”的旋律。我去鵬程老街，正是人間最美四月天。

我兒時的清澈時光就在鵬程街大華路15號，俗稱“月爿坪”的黃厝里度過。那天下午的暖陽照射著厝外的青石板路泛著悠光。這是我最喜歡的色調(diào)，冷冷地，溫暖而又傷懷。我兒時在這留下的氣味， 已如空氣一樣滲透進青苔覆蓋的磚墻 ，我來了，它便感應般從青磚的縫隙間跳躍出來，老宅的空氣里便到處洋溢著我兒時的氣味。

其實，能在鵬程街居住的，在那時的蕉城都是非富即貴。鵬程街的每一棟老宅都透著傳奇。與黃厝里門當戶對的是蔡厝里上下座。蔡家祖上蔡志諒一支（俗稱“家廟蔡”）經(jīng)營茶葉陶瓷，家財巨萬，號稱“蔡百萬”。在老城前林坪、西門街、北門街、南門觀音弄都有他們的大宅。而在大華路的蔡厝里則以觀音弄為界，分為上下兩座，由蔡百萬的8個曾孫平分而住，上座始建光緒七年，由排行一二七八的居住，下座則建于清初（于光緒九年，由蔡氏買進）則由排行三四五六的居住。

在清代、民國時期的蕉城，蔡家是首屈一指的望族。鄭氏的社會地位僅次于蔡氏。鄭氏祖上據(jù)說是南宋進士、武岡知軍鄭士懿的后代。世代居住在縣城，到清道光時期（1821-1850）分為四房，分別居于南門戰(zhàn)場橋、下井堂、學前街、東門外鹽倉弄。學前街是鄭長璋祖上這一支的主要聚居地。民國二十八年（1939）秋，日軍飛機數(shù)度轟炸寧德縣城，曾有兩顆炸彈落在了蕉城一?。ㄒ活w未爆炸），殃及位于一小大門口對面的鄭氏祠堂和鄭氏大宅，被炸成了一片廢墟。而鄭長璋的故居位于學前街6號，舊時與文廟紅墻相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被寧德縣供銷社購買、拆除，重建成新式磚木結構二層樓房，作為供銷社職工宿舍，至今未改。

自清代初期，蔡、鄭兩家友好往來，聯(lián)姻不斷。同樣，鵬程街的黃氏、馬氏、陳氏、林氏、薛氏等與蔡家也都有親戚關系。當時，蕉城的這些大姓與蔡氏聯(lián)姻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能在遭遇重大矛盾沖突時可以得到蔡家的支持和幫助。到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寧德出了紅色三杰：鄭長璋、蔡威、黃家祥，他們都出生在蕉城富商家中。1923年，鄭長璋娶蔡澤鏛（蔡威）堂姑蔡彩珍為妻，鄭長璋成了蔡威的堂姑丈；1926年，黃家祥娶蔡威表妹王灼珍為妻，黃家祥成了蔡威的表妹夫。因此，蔡威、鄭長璋、黃家祥彼此成了親戚。黃家祥后來畢業(yè)于延安中國抗日軍政大學，在晉察冀抗日根據(jù)地代縣任抗日民主政府司政科科長。在日軍掃蕩時，黃家祥為掩護戰(zhàn)友撤離，引爆自身手榴彈，與日寇同歸于盡。

福建是最早開展洋務運動的省份。毗鄰省城的寧德蕉城，也因為三都澳“福海關”的開設，海上茶葉之路的繁華而富甲一方。一批蕉城富家子弟也啟蒙開化，鵬程街幾大家族的子弟也不例外，從小就接受了東西方文明的沐浴。

鄭長璋，生于1901年，寧德縣城關（現(xiàn)蕉城區(qū)）人，兄弟五人，他居第二。字仲珊，性格豪放，街坊都取諧音，叫他“東山”。他的父親是清末“優(yōu)貢”，由仕及商，家境殷實，在寧德城關開設“通泰米酒鋪”，略有家產(chǎn)。1916年，鄭長璋被送到上海東吳大學附屬第二中學讀書。1919年北京爆發(fā)“五四”愛國學生運動，在上海的鄭長璋踴躍參加聲援游行活動，甚至從鄭家在上海開的貨棧支取資金作為活動經(jīng)費。

1921年，鄭長璋考入北大政治系預科，兩年后升入本科，成為李大釗的學生。在導師李大釗的教育引導下，鄭長璋參加黨的外圍組織——“反帝非基大同盟”。1923年，他娶了蔡彩珍為妻，妻子也隨之到北京陪讀。在這一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此時，全國共產(chǎn)黨員僅420多位。

蔡澤鏛比堂姑丈鄭長璋小六歲。 1925年，“世界語”中文首度譯者——舅父林振翰讓蔡澤鏛到上海大學就讀。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的授課令性格文靜的他享受著西風東進的雨露滋潤。1926年6月，蔡澤鏛加入了上海大學中共黨組織。

此時北伐正勢如破竹。1926年10月10日，由何應欽率領的北伐東路軍精銳第一軍揮師入閩。12月3日，國民革命軍開進福州城接管政權，宣告北洋軍閥對福建13年統(tǒng)治的結束。

北伐軍在福建之所以能勢如破竹，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共福建地方黨組織的積極配合和黨領導下的工農(nóng)群眾運動的有力支援。中共所做的工作和所起到的作用,奠定了在北伐軍和人民群眾心中的地位，同時也創(chuàng)造了發(fā)展黨組織、擴大左派力量的有利條件。為此，中共中央及時調(diào)整充實了中共福州地委，派遣一批黨員參加國民黨福建省黨部籌備處工作，并擔任多個部門領導職務。而在外求學的進步學生也紛紛返回家鄉(xiāng)，充實進步組織力量。鄭長璋與同在北京求學的表弟林國章、在上海求學的蔡澤鏛，分別由北京、上海黨組織派回福建工作。鑒于當時寧德乃至閩東地區(qū)共產(chǎn)黨組織尚未建立，中共福州地委決定以國民黨省黨部籌備處名義派遣鄭長璋回寧德，以籌備國民黨寧德縣黨部為名，發(fā)展黨組織，開展革命活動。

鄭長璋回到寧德后，經(jīng)過積極籌備，于1926年12月下旬成立了國民黨寧德縣黨部籌備處，鄭長璋為籌備處主任兼組織部長，林國章任委員兼宣傳部長，蔡澤鏛為青年股主任。籌備處有14位成員，他們或是親友，或是同學，志同道合，一起投身國民革命運動。縣黨部籌備處設在“明倫堂”。“明倫堂”位于鵬程街學前路2號，蕉城一小校園內(nèi)，即原來寧德縣學宮與文廟所在地。學宮位于文廟東面，始建于北宋嘉祐三年（1058），朝代更替，屢加修飭。學宮坐西北朝東南，占地面積三千多平方米，主體建筑依次為學門、儀門、明倫堂等。這組建筑物在民國期間曾作為政府機構使用，一直完整保存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發(fā)生了“武斗”事件，學宮文廟毀于大火，獨有明倫堂保存完好。明倫堂是學宮正殿，為讀書、講學、弘道、研究之所。

國民黨寧德縣黨部籌備處在明倫堂內(nèi)正中懸掛著孫中山遺像，左右兩旁是馬克思、列寧的畫像。上方是“天下為公”橫幅大字，下方為正楷繕寫《總理遺囑》全文。兩邊張貼一副對聯(lián)：“不為同志便為仇寇，不是革命便是叛逆”。左右墻壁上掛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照片，一派莊嚴肅穆的氣象。

而在福州，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力量的迅猛發(fā)展，引起了國民黨右派分子的極度恐慌。無論是國民黨福建省黨部籌備處，還是福州市國民黨黨部籌備處，在領導崗位的大多為共產(chǎn)黨員或共青團員。蔣介石看了名單心中不是味，急忙電令何應欽再設福建臨時政治會議，“為全省最高的權力機關,凡軍、民、財三政均由其決議施行”。9天后（1927年1月3日），福建省臨時政治會議成立，蔣介石自兼主席，由何應欽為代理主席，委員中雖然仍有共產(chǎn)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但實權卻已掌握在以何應欽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手中了。與此同時，蔣介石改編福建省各路民軍，番號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一軍，從軍長、師、旅、團長都是右派分子。這就為4月3日的反革命政變，做好了軍事準備。 1927年4月2日，蔣介石以“事關叛黨亂軍”十萬火急，通電“所轄各軍訊此令照辦”也就是這封電報，福州國民黨右派奉若神明，連夜行動。福州“四三”反革命政變由此爆發(fā)。而鄭長璋等卻渾然不知。這封電報注定了鄭長璋和無數(shù)共產(chǎn)黨人的命運。

因此，這邊廂，鄭長璋、蔡澤鏛、林國璋等雷厲風行，組織了各類工會、協(xié)會，入會者達上萬人，還幫助地方人士創(chuàng)辦小學，動員工農(nóng)子弟去讀書，組織球隊比賽。甚而，他發(fā)現(xiàn)隔壁三伯公家有虐待丫頭的情況，也會組織婦女會員上門，對三伯公批評和教育。其中，斗爭最激烈、影響最大的行動是反對漁霸獨占海域，允許漁民自由捕魚和販賣，清算縣商會貪污公款，迫使商會“座辦”（即會計）交出部分贓款。當然，鄭長璋的文藝天賦也得到淋漓盡致的發(fā)揮。他不僅親自參與“街頭劇”表演和“街頭演說”，還在大街小巷、明倫堂教唱國際歌。一時間，“英特納雄納爾”的激昂旋律經(jīng)常在蕉城上空回蕩。蕉城，也因此成了福建省最早傳唱《國際歌》的縣域。

那邊廂，福州省會國民黨左、右派系的激烈斗爭也延燒到縣城。鄭長璋的熱情似火與“激進”引起了國民黨右派的關注。寧德縣地主和土豪劣紳覺得鄭長璋等人動了他們的蛋糕，對之恨之入骨，他們派李奮等人到福州，向省黨部右派頭目林壽昌告狀，指控鄭長璋是個“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的赤色分子”，而林壽昌便指使李奮等人回寧德縣成立縣“擁蔣護黨”大會，向縣黨部奪權。

福州“四三”反革命政變發(fā)生后，中共福州地委的馬式才同志即去電鄭長璋，告知形勢的嚴峻，要嚴防右派奪權。鄭長璋似乎感覺到了危機四伏。那幾天，在家里，他會時不時地抱著襁褓中的女兒親熱。有一次，他和女兒說：“女兒呀，假如我為革命犧牲了，你能為我報仇嗎？”妻子問他：“既然處境如此險惡，你干這做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人生總會碰到危險，比如我們現(xiàn)在坐在這里談話，說不定樓板一下子塌下來，我們都得死去，何況我們干的是革命事業(yè)呢！”

鑒于形勢日趨嚴峻，鄭長璋立即派蔡澤鏛、林國璋趕赴福州，向馬式材同志匯報情況。但 “四·三”反革命政變后，馬式材同志已經(jīng)轉移。蔡澤鏛、林國璋不了解這一情況，一到省黨部就被捕入獄。鄭長璋聞訊，趕往福州，設法營救。

1927年4月22日凌晨四時，也就是他離開寧德的第二天，李奮、陳國輝等人率百余人，突然襲擊位于明倫堂的縣黨部，縣黨部落入“擁蔣”的反動集團手中。與此同時，李奮還派陳啟昭等人一路跟蹤鄭長璋到福州，并向國民黨右派舉報鄭長璋的行蹤。就在當天，鄭長璋在榕城嘉濱菜館被捕，先被送省“擁蔣護黨”大會處，后被轉至位于鼓樓的福州警察局扣留所二號牢房關押。

在獄中，鄭長璋熱情洋溢，忠誠信仰和無懼犧牲的性格再次展現(xiàn)。據(jù)當時中共福州地委工運負責人王勁國（王永椿）回憶：“我于1927年農(nóng)歷三月十九日中午被捕，寄禁于福州警察局扣留所。過了兩天，我們的牢房就關進了鄭長璋和陳某某兩同志。鄭一進牢，就同難友們大談共產(chǎn)主義和‘三大政策’，并說‘三大政策’是孫中山總理親自制定的，是國民黨右派破壞了‘三大政策’”。

鄭長璋還向獄友教唱《國際歌》。此時，已是一片肅殺的福州警察局拘留所，忽然傳出了“英特納雄納爾”的雄壯歌聲，這對那些獄警來說，是前所未有、聞所未聞，他們的表情是驚詫的。而對那些獄友來說，正在面對著死亡的威脅，彷徨中聽到這樣無所畏懼的歌聲，那無疑是一種信仰力量的傳導，他們的表情也會由此而堅定起來。

僅僅過了6天。1927年4月27日的深夜，有些清涼。鼓樓拘留所里，那腳鏈拖地的聲音，清脆而又沉重。鄭長璋和其他六位戰(zhàn)友知道，那是死亡之神召喚的聲音。從鼓樓到雞角弄路上，沿路只有囚車馬達的轟鳴聲，偶有的喇叭聲咽，在微明的天空和寂靜的長巷里顯得格外地刺耳。忽然，一聲的嘶吼歌聲從囚車里迸發(fā)出來，那歌聲攪亂了黎明的寂靜，路兩旁的民房都紛紛打開窗戶，聽著這聞所未聞的旋律，目送著這支行刑的車隊駛向雞角弄……

那時，福州人不知道那首歌的曲名，后來才知道，它叫《國際歌》。

而還未暴露身份的蔡澤鏛、林國章在獄中度過了四個月時間，經(jīng)家人不惜巨資多方營救，才告別鐵窗悄然回寧。為防再遭不測，遵照丈夫的遺囑，母親要蔡澤鏛立即動身前往上海，跟著舅舅林振翰繼續(xù)學業(yè)。也就在這時，蔡澤鏛才知道妻子懷孕了。但無論如何念念在茲，蔡澤鏛毅然踏上了一條再也不能回頭的信仰之路，直至1936年9月22日，因為身患重傷寒癥，不幸逝世，葬在了甘肅省定西市岷縣維新鄉(xiāng)卓坪村一個叫——阿婆灣的黃土地上。那年，蔡威年僅29歲。對于家里人來說，蔡澤鏛此去生死兩茫茫，更不知道他改名為蔡威。而就是這位蔡威，在無線電技偵鄰域，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的勝利，做出了突出性的貢獻。

（三）

蕉城史上聯(lián)姻的鄭、蔡兩家，在“英特耐雄納爾”的歌聲中，焠煉出紅色雙雄，卻又在歷史的煙波浩渺中，重演著親人在彌留之際，叮囑后代尋覓英雄的感人一幕。

1974年，蔡威的孩子蔡作祥，已是47歲了，卻得了晚期胃癌。他叫人推著板車到父母的墓前，重修了父母的合葬墓。

蔡威孫子蔡述波后來回憶，當奶奶的遺骸經(jīng)歷了20年的等待終于入土為安的的時候，爺爺?shù)哪寡ㄒ廊豢罩?hellip;…臨終前，父親叮囑我們：“你們不能忘記祖父，要繼續(xù)尋找，找到祖父，一定要把他跟祖母葬在一起……”

而在上海市昌平路868號1103室，住著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她就是鄭長璋同志唯一的女兒——鄭啟如。從寧德蕉城到上海，這是如何跨越南北時空的軌跡呢？

就在蔡氏家人開始尋找蔡澤鏛的同時，鄭長璋的妻子蔡彩珍也開始了解開丈夫身份之謎的漫漫征途。

為了讓革命烈士的血脈得以延續(xù)，蔡彩珍抱著六個月大的女兒躲在母親家中，才逃過了國民黨右派的追殺。女兒鄭啟如從六歲開始，就被她送到教會女子小學、中學、華南女子大學學習。她只希望女兒能夠安心讀書，免受國民黨反動派傷害。

女兒鄭啟如后來回憶說，從小，母親把我當作命根子，因為還是國民黨統(tǒng)治，為保護我，都不敢告訴我父親的事情。那一年，我要到福州陶淑女子中學念書。母親可能覺得，我突然間要離開她，去我父親犧牲的地方念書，便流著眼淚對我說，你父親是好人，做的是好事，被壞人殺害在福州了。我再問父親的詳情，母親已泣不成聲。我也哭了。從此，便不敢再向母親問父親犧牲的情況。

1946年，鄭啟如從陶淑女中畢業(yè)，考入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母親把鄭啟如叫到身邊說，你出生5個月了父親才見到你，他是從北京大學受黨組織的派遣回到寧德鬧革命的。犧牲前，他把你原先的名字“秀鶯”改成“啟如”。說這是取自一首古詩“啟蒙導愚，如旭而輝”，意思是，將來你長大了，一定要當一名教師，對共產(chǎn)黨是有用的。他見你一個月后，就犧牲了。說著說著，蔡彩珍已是淚流滿面。

1950年，解放了，蔡彩珍終于把憋在肚子里23年的秘密與悲痛——丈夫犧牲的詳細經(jīng)過告訴了女兒——

鄭啟如大學畢業(yè)后先到東北的沈陽、撫順等地工作，最后遵從了父親的遺愿，在上海市靜安區(qū)第一中學任教到退休，歷任校黨支書、副校長。蔡彩珍一路跟隨女兒，輾轉各地，一直守寡至終。

1978年的一天，鄭啟如一家正在欣喜地籌備母親76歲壽辰。母親卻突然患腦溢血被緊急送進了醫(yī)院。彌留之際，蔡彩珍把鄭啟如叫到床前，斷斷續(xù)續(xù)地和女兒說“你真不孝，你父親犧牲了半個世紀多……新中國解放了近30年，文革已經(jīng)結束……你怎么不去尋找你父親的歷史？你父親是個堅定的共產(chǎn)黨員，不應該被人遺忘！”

1980年春節(jié)，鄭啟如帶著母親的骨灰，踏上了回鄉(xiāng)尋根之旅。

鄭啟如回鄉(xiāng)后，首先讓母親與父親合葬于蕉城區(qū)漳灣鎮(zhèn)小塘村與官井村交界的后山上。然后，鄭啟如又趕往福州，到省委黨史研究室、福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等處查找檔案，探訪曾經(jīng)與父親有關聯(lián)的革命前輩，一路奔走、一路追尋。當時的地方黨史工作者葉明祥回憶，1981年，鄭啟如找到我，要求為她父親落實烈士身份。我正好從一份題為《談閩東革命開始時間問題》的資料中得知了鄭長璋烈士的犧牲情況。這份資料是曾任中共福州地委黨團組織部長陳應中在1958年寫的。我就把相關情況告訴了她——

1926年冬，鄭長璋攜帶北京黨組織的黨員介紹信南下福建，向時任中共福州地委黨團組織部長陳應中報到。鑒于當時閩東一帶黨的活動還是一個空白點，組織上決定派他回寧德開展黨的工作。同時，為方便工作起見，經(jīng)與國民黨福建省黨部有關方面（中共黨員）商量，決定以國民黨省黨部的名義，委任他為國民黨寧德縣黨部籌備處主任委員職務，回縣籌備建立國民黨寧德縣黨部，以此為名，開展黨的工作。

鄭長璋研究會會長鄭貽雄也回憶說，1980年，鄭啟如找到1927年與鄭長璋同個牢獄的難友，時任中共福州地委工運部部長王永椿，進一步了解了鄭長璋在獄中的表現(xiàn)。

2008年5月，地方黨史研究室的同志到北大調(diào)查鄭長璋同志的革命事跡，確定鄭長璋是北京大學早期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黨員之一，是李大釗的學生、同志和戰(zhàn)友，是寧德縣的第一個共產(chǎn)黨員，是李大釗同志“天火”在福建閩東的直接傳播者和實踐者。

1981年12月，國家民政部追認鄭長璋為革命烈士，他的名字與錢壯飛等一批烈士被鐫刻在北京大學的革命烈士紀念碑上。

而蔡威呢？早在1973年，蔡澤鏛的孫子蔡述道、蔡述波也已開始了尋找爺爺?shù)穆L路。之后，地方黨史辦同志葉明祥、陳國秋等也加入了這三十多年尋覓的時光之旅。而蔡威的那些生死相隨的戰(zhàn)友更是義無反顧的投入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曠世尋覓。直至1985年11月4日，福建省政府正式追認蔡威為革命烈士。1986年7月21日，徐向前元帥為紀念蔡威烈士犧牲50周年，揮筆題詞“無名英雄蔡威”。

蕉城的鵬程老街的主干道叫大華路，有400米長。由北往南走，盡頭轉角右拐，便是學前路。遇52號陳氏家族故居門前，見有“晦翁”朱熹題刻的青石匾上的“詩禮傳家”四個大字。就在這座古宅旁，也就是學前路51號，是民國時期的育嬰堂遺址，民間稱為“鵬程境養(yǎng)育堂”。2019年，蕉城區(qū)委區(qū)政府將此改擴建為“鄭長璋事跡展陳館”。

那天清晨，我去的時候，陽光晴朗地照著古磚墻，透著時光的質感。這是一座二層木質結構的展廳，黛瓦白墻。走進展陳館的正廳，仰望著鄭長璋先烈的塑像——這是共產(chǎn)主義在中國的早期開拓者，橢圓形的長臉，儼然帥哥一枚。展館里足足透著杉木板的清香，撲鼻而來，我想這正是青春的氣息。因著這種氣息，就在這逶迤的古巷里，一個青春的背影，在引吭高歌著“英特耐雄納爾”的旋律，突然滿盈了我的腦海，那歌聲在迷宮般地古巷里穿越、繚繞不絕。我想，那歌聲是對永遠的26歲青春的祭奠，也是對他們?yōu)橹桓八赖睦硐氲母璩?。在這歌聲里，他驀然回首，粲然一笑——中國已然變成了他夢想中的中國。

2022年1月初，鄭啟如女士去世。膝下有一女一男。女，王華。男，王中。

來源：閩東日報·新寧德客戶端

作者：鄭承東

編輯：藍青

審核：何冰如  林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