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關于長城及其歷史的研究，中外學者已有許多重要的成果。論者或從歐亞大陸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資源爭奪的宏觀視角，或從中原王朝為“御邊”而大興土木及其后果的角度，或從討論長城及其配套設施的營建出發(fā)，多有新見。歷代也有不少詩文對死于長城修建之役的普通人表示同情，對統(tǒng)治者因修長城而濫用民力進行鞭撻。但是，對于長城兩邊的普通人怎么想，怎么做，他們對長城怎么看，關注甚少。這可能是因為材料的局限，但我認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們更多地從國家和統(tǒng)治者的立場去看長城，而真正在這里世代生活的農民、士兵、牧人們卻被遺忘或漠視了。

20世紀初，有位美國旅行家蓋爾（William Edgar Geil，一譯蓋洛）從山海關一路行走到嘉峪關，這個對中國充滿好奇和贊譽的西方人曾有個愿望，即在長城邊尋找一千個不同的人，聽他們講一千個傳說和見解。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完成了這項工作，但在他于1909年出版的《中國長城》一書中，的確講述了許多普通人的故事。這并不是說他不關心長城的建筑和與其相關的重大事件，而是說這種態(tài)度和我們同樣熱愛和鉆研長城、卻只注意其偉大之處的同行有著巨大的差異。他記錄的這樣一段經歷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們向他詢問哪條路通往長城以及距離有多遠，他告訴我們怎么走，并準確說明長城在三英里之外。“但我從未見過它。我從早到晚都在樹林中打柴，這沉重的工作使我抬不起頭來，所以我從未見過長城”。

一個人在求溫飽而難得的時候，會想到長城甚至它有什么意義嗎，哪怕它近在咫尺？難道我們會因此責備他不愛國或者破壞了長城地區(qū)的生態(tài)？

明朝嘉靖初年的長城邊上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

一日早，虜賊五騎至興武營暗門墩下，問墩軍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你墻里車牛晝夜不斷做甚么？”答曰：“總制調齊千萬人馬，攢運糧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帳房。”賊曰：“套內多多達子有哩，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韋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為信。”墩軍曰：“你是韋州人，何不投降？”賊曰：“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王瓊：《北虜事略》）

有個韋州（今寧夏同心縣）的漢人投了蒙古，跑到長城邊上向明朝守軍打探消息。雙方互通情報之后，明朝守墩的軍人勸他投誠回來，但這個人卻拒絕了，認為在家鄉(xiāng)度日比草原艱難。這時，我們會碰到某種道德困境：我們會批評這個人背叛明朝降“敵”，還是對他在老家過不下去被迫出走表示同情與理解？長城真是一道不能逾越的界嗎？在歷史上，除了戰(zhàn)時，長城兩邊的人是否就像許多界鄰地區(qū)一樣，有著不斷的流動和交往？

蓋爾值得稱道的一點，是他注意到“在附近的長城城墻上有石碑銘刻著那些幾百年前指導修建長城的磚瓦匠工頭、鐵匠工頭和石匠工頭的姓名”。他還提到明代的軍人“被派去開荒屯田，那些石碑上的碑文表明當時有一套分配田畝的制度”。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許多碑文已消失不見。在今天陜西府谷的木瓜鄉(xiāng)，發(fā)現了一塊署著萬歷四年三月的石碑，上書：

神木兵備□為申嚴墩守□。奉撫院明文，仰各墩軍□。此碑常州在墩□掛□□防□不許私離□地，□回城堡□失器□如達□以軍法重治。若軍有事故，即稟守□□□補木瓜園堡操守王濟坐堡李銳下本守二十墩，西去永寧二十一墩一里零三十七步。

計開常州守瞭墩軍五名：一名劉奉，妻□氏；一名趙□□，妻所□；一名李生，妻□氏；一名楊文斌，妻仝氏；一名王宗，妻蔣氏。

器物：黃旗一面、鍋五口、甕八口、梆二個、盔五頂、甲五付、弓箭三付、刀三把、□□十根、生鐵□尾炮一位、百勝鉐三□、三眼炮一桿、小鐵炮一個、鉛子四十個、火草一個、火線五十條。

東路兵備道提邊委官綏德實授百戶仵勛。

白水縣石匠曹登云男曹□兒造碑。

從碑中我們知道，這里有五個守墩軍人的家庭，國家配備了相應的火器裝備，負責守備20號墩到21號墩的一里多長城防線，但關于他們的生活，除了需要自己做飯燒水之外，就沒有什么信息了。可想而知，在陜北的長城腳下，墩軍的生活是很艱苦的。不過，在同時期的其他文獻里有這樣的記錄：“墩軍多與零賊交易，以斧得裘，鐵得羊肘，鈿耳墜得馬尾，火石得羔皮。”（鄭曉：《皇明北虜考》）說明墩軍為了改善生活，常與關外的蒙古人交換一些衣食用品。更有甚者，“虜待命邊外，屢向墩哨卒問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李寶下墩，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酋營，與之歡飲”（《明世宗實錄》卷251）。蒙古人不僅向墩軍打探明朝情報，還邀請明軍小頭目去其營寨喝酒。這在許多人看來當然是大逆不道，但卻說明雙方的軍人、民眾之間，并不希望隔絕和戰(zhàn)爭，他們想要的是和睦相處和互通貿易。這就是王崇古、方逢時等地方大員推動高拱、張居正做成“隆慶和議”的群眾基礎。

歷史的走向往往并不按統(tǒng)治者的意愿，而是按普通人的普通需求前行。在明朝的大部分時間里，因為懼怕蒙古的通商要求，統(tǒng)治者不惜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修筑長城，卻導致長城沿線出現了許多新的機會。我們知道，明朝的商人可以通過向邊塞輸送糧食或于邊塞屯墾，獲得買賣食鹽的憑據；修造和駐守長城引發(fā)了大量的物料需求；石匠、鐵匠、磚瓦匠等手藝人有了更多的機會。更重要的是，以軍人及其家屬為基礎的聚落在長城以內逐漸擴展。在今天山西大同德勝堡的南城門洞東墻上，留有一塊石碑，碑文中說：“……因其人稠地狹，原議添軍關城一座，東、西、南三面大墻，沿長二百二十八丈，城樓二座，敵臺角樓十座，俱各調動本路鎮(zhèn)羌等七堡軍夫匠役共計一千一百八十八名。原議城工俱用磚石包砌，于萬歷三十二年七月起，三十五年八月終止”。人口的增加催生了新的堡城。同時，沿邊的農業(yè)也獲得了發(fā)展。兵部官員、著名文學家唐順之寫過給總督翁萬達的《塞下曲贈翁東涯侍郎總制》一詩：“湟川冰盡水泱泱，堡堡人家喚蒔秧。田中每得鳥獸骨，云是胡王舊獵場。”

從“隆慶和議”到入清之后，在長城以內，各地不斷興修的軍堡、民堡顯示了一種在軍事對峙的表象之下的區(qū)域發(fā)展；而在長城以外，15世紀以后大批漢人移居塞外、逐漸造成定居聚落，稱為“板升”。隨著清代邊塞地區(qū)商業(yè)的發(fā)展，這里的景象已然大變。民國時人曾在對張家口北六縣進行調查后感慨：“終明之世為邊防重地，清由滿洲入關，奄有北國，乃設張家口、獨石、多倫額爾三理事同知，以聽蒙古人民交涉之事。自此烽火不興，商農聚集，情勢與古大異。蓋明為屯兵之地，至清以政治統(tǒng)之也。”

在戚繼光薊鎮(zhèn)總兵衙署所在的河北遷西三屯營的背后有座景忠山，雖因由山上紀念諸葛亮、岳飛和文天祥的三忠祠而得名，也有很重要的佛教傳統(tǒng)，但這里最有影響的神祇卻是碧霞元君。當地民間還流傳碧霞元君與她哥哥玄武大仙爭山的傳說，據說碧霞元君使計勝了，氣得玄武只好擔著景忠山的水，跑到北面的玄武山去住。玄武即真武，在北方防御蒙古城堡的寺廟中，他往往是塑于北閣的最高神。碧霞元君是女性神祇，其保佑生兒育女的神格特別受到強調，但她在明代還屬于民間信仰。在這個傳說中，把碧霞元君信仰地位的樹立，與真武信仰地位的消退并立，一個日常生活的象征取代了一個戰(zhàn)爭的象征。

無獨有偶。河北蔚縣城上的玉皇閣本是明正德時由軍事將領主持建造的，但在清康熙五十五年到五十八年再度重修時，出資出力的人除了地方官員、士紳之外，最多的是本城的“鋪行”，碑記題名中有95個，另外還有吉家莊和白樂這兩個市集的鋪行20個，而到乾隆年間，參與重修玉皇閣的商鋪數達到兩千家以上。玉皇閣終于變成了一座商人的廟宇，而蔚州也終于完成了它向一個商埠的轉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使長城從軍事壁壘轉變?yōu)槲幕笳鞯恼嬲齽恿Α?/p>

 （作者：趙世瑜，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