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瑛：俗名吳亨春，法名宏悟，別號韜光。光緒四年(1878年)生于古田縣平湖鄉(xiāng)端上村農(nóng)家。當代愛國名僧。新中國成立后為中國佛教協(xié)會首任會長。

六歲時父母雙亡。自幼聰穎，詩文過目成誦，鄉(xiāng)人日為“神童”。十八歲時考中秀才，萌生出家之念。翌年，決意皈依佛門，遂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上人為師，后轉(zhuǎn)至雪峰寺為僧。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到江蘇常州天寧寺依治開法師探研禪學。五年后，又轉(zhuǎn)到浙江寧波天童寺從寄禪法師修習禪定。宣統(tǒng)元年(1909年)，接任浙江鄞縣接待寺住持，曾返涌泉寺開講《護法論》，在禪林中嶄露頭角。從此，他輾轉(zhuǎn)各名山大剎，演教弘法，法席遍于海內(nèi)外。

民國3年，他精研永明、蓮池大師的大量著述，接受“凈土宗”思想，自此他禪、凈兼修，為其佛學理論在禪林中獨樹一幟打下基礎(chǔ)。同年，他力襄寄禪法師組織“中華佛教總會”，被選為參議長。

民國17年，他被推為剛成立的中國佛教會主席，隨即率佛教代表團赴南京請愿，要求南京政府廢止改寺廟為學校的《寺廟管理條例》。不久，為分擔社會責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養(yǎng)、兼利社會”，開辦各種慈善福利事業(yè)。一時，佛教慈幼院、醫(yī)院、工廠、農(nóng)林場紛紛成立，佛教界面貌為之一變。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他以中國佛教會主席身份，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致電蒙藏院警惕敵人的分裂活動，同時致書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教徒同中國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

民國23年夏，圓瑛再次當選為中國佛教會主席。是年秋，在南京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jīng)》，主張用佛教教義救人、救國、救世界。同時在上海建圓明講堂，作為他從事講學和著述的主要地點。

民國25年12月，圓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滿回閩，接理涌泉寺住持。翌年7月，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他主持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jiān)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并成立佛教戰(zhàn)時救護團、難民收容所，親任救護團團長。在“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中，他派遣僧侶救護隊奔赴前線搶救傷員。他還不辭辛苦地奔走于吉隆坡、檳榔嶼、怡保和馬六甲等地，在華僑中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將募到的巨款匯回國內(nèi)。

民國28年秋，圓瑛回到上海。9月初，他與明日易 被日本憲兵逮捕，轉(zhuǎn)解南京日本憲兵總部。敵人對他們先是嚴刑逼供，脅迫其承認抗日有罪，繼又勸降，誘其與日方合作。師徒倆始終堅持民族氣節(jié)，嚴辭痛斥，并絕食以示抗議。敵人無計可施，只好將其釋放。

出獄后，圓瑛于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心著述，寫下《發(fā)菩提心講義》、《勸修念佛法門》、《彌院經(jīng)要解講義》、《楞嚴經(jīng)綱》等大量論著。他將這些經(jīng)論與前期所寫的《大乘起信論》、《金剛般若》、《法華》、《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圓瑛講演錄》《住持禪宗語錄》等著作，一并匯編成《圓瑛法匯》付梓刊行。此期間，他仍不忘國難，曾給北京佛學院師生題贈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一亡，教徒有責。”

民國34年，在上海創(chuàng)立“圓明楞嚴專宗學院”，自任院長，培養(yǎng)大批高級佛學人才。民國36年，他又到南洋講經(jīng)，弘揚佛法?；貒鴷r，中國已面臨解放。時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勸其再度出國安度晚年。但他堅決表示：“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死在中國，決不他往!”

1952年9月，圓瑛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和平會議”，同與會的佛教界代表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號召全國佛教徒團結(jié)起來，“制止侵略，保衛(wèi)和平”。會后，他回到上海，啟建“祝愿世界和平法會”，登臺講演，衷心禱祝“國運日昌隆，人民常安樂，世界永和平”。法會進行十天，對宣傳和平起積極作用。1953年5月，被推選為中國佛教協(xié)會首任會長。不久，圓瑛食道癌惡化，遂決定歸老天童寺。行前，寫下遺囑交與趙樸初居士，再次寄語殷殷：“……愿我全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力和平事業(yè)……”是年9月12日圓寂。國內(nèi)許多報刊報道其病逝消息并深致哀悼。

圓瑛不僅佛學造詣精湛，且擅長詩文、書法，國內(nèi)的主要禪林都留下他的遺墨。

1992年，古田人民在古田極樂寺內(nèi)修建了圓瑛紀念館。館內(nèi)陳列圓瑛生平事跡的部分資料。